緬甸媒體人 逆境中的堅持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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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緬甸軍方發動政變，無數緬甸新聞工作者逃到海外，但仍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曾是主流媒體記者的帖塔（白衣持相機者）逃到泰國後開始拍攝紀錄片，記錄緬甸女性的故事。
緬甸政變後，無數緬甸新聞工作者逃到海外，雖仍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卻苦於缺乏攝影器材。日本記者久保田徹（持相機者）蒐集器材，免費提供緬甸記者使用。中央社 【中央社泰國美索專電】2021年緬甸政變後，無數新聞工作者遭軍方逮捕甚至鋃鐺入獄，但這無法阻止緬甸記者記錄下發生的事，替那些無法幫自己說話的群體發聲。即便政變過去已3年，他們仍期盼著看到改變。 泰緬邊境上，一望無際的田野和看不到盡頭的小路，熱辣辣的太陽高掛天空，空氣微帶著濕氣，時間彷彿凝結在這個下午。 緬甸紀錄片導演帖塔（Htake Htar）騎著機車來到一所簡單的移工小學。她詢問負責人最近有沒有什麼需要、有沒有遇上什麼問題，同時熟練地操作攝影機，記錄下邊境上的移工生活。 2021年2月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抗議民眾上街與軍警激烈對抗，抗爭從大城市如仰光和曼德勒開始，蔓延到全緬甸，軍警強力鎮壓抗議民眾，死傷無數；軍警甚至大規模逮捕報導抗爭的緬甸媒體記者。 帖塔是知名的仰光新時代媒體（Yangoon Khit Thit Media）的記者。2021年抗議軍方的街頭抗爭越演越烈時，帖塔負責上街直播；對新聞充滿熱忱的她，有時還會被抗議民眾攻擊，以為她是洩漏情資給軍警的間諜。她一方面要提防軍警，有時還要面對情緒失控的民眾，但不減她對報導的熱情。 帖塔因為某次直播時把鏡頭轉向自己而露出身分，遭軍方鎖定。她曾被軍方逮捕抓到小房間毒打，某次軍方直接派人要到辦公室抓她，她利用緊急逃生出口逃出大樓；從此以後，帖塔步上她這輩子想都沒想過的流亡生涯。 從仰光一路躲躲藏藏逃到邊境，某個夜晚，帖塔跟著一群流亡者徒步越過泰緬邊境河流，她把攝影機高舉在頭上，深怕河水弄濕攝影機，因為新聞是她一生的心血和志業。但當時她心灰意冷，感覺被公司背棄，甚至覺得自己要放棄經營了十幾年的新聞工作生涯。 剛抵達泰國的帖塔沒有收入、沒有希望甚至絕望，但心中的新聞魂仍燃燒著。她沒有放棄記錄所見所聞，在因緣際會下，她拍攝的紀錄短片「紅色」（The Red）參賽獲得首獎，這為她的流亡生涯帶來了轉變。 「紅色」講的是政變中女性抗議者被逮捕和被虐待的故事，主角的故事集合所有女性抗議者的遭遇，也摻雜了帖塔本人的經驗。 即便已逃到泰國，帖塔依舊經常夜半被惡夢驚醒；她決心將這樣的故事訴諸影像，發布後獲得眾多迴響。許多女性抗爭者謝謝帖塔，「我把她們的故事說了出來」。 這部短片是記錄、回顧，也是救贖。帖塔不只說出這些抗爭女性的故事，也替自己的夢魘找到出口。 這部短片發布並獲迴響後，夢魘再也沒有糾纏帖塔。「拍攝紀錄片是一種療癒的方式，發布之後我心裡舒服很多。能幫助這些無法幫自己說話的女孩，說出她們的故事，幫她們創造一個療癒的空間，我感到快樂滿足。」 帖塔相信，影片的力量可以改變人的生命。她拍紀錄片不是為了錢或名利，而是要透過影片，讓全世界看到緬甸女性抗爭者的故事和難處。她相信在革命裡，女性也可以是領導者，和男性一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帖塔至今已發布13支記錄因政變而生活受影響的女性故事，有些紀錄片她會提供給緬甸主流媒體如Mizzima播放，或上傳到支持緬甸民主運動的網站We Click，讓全世界免費觀看。 泰緬邊境有許多像帖塔這樣的緬甸新聞或影像工作者，他們盡全力要把故事傳遞出去，讓世界不要遺忘緬甸；但經濟上的困難，讓他們無法擁有自己的器材。日本紀錄片導演久保田徹發起募集計畫，免費提供器材，供緬甸新聞工作者使用。 久保田徹是緬甸軍方大舉逮捕媒體工作者期間，少數被逮捕的外國記者之一。2022年7月，久保田徹在仰光街頭拍攝民眾抗議而被捕，隨後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在日本政府強力斡旋和國際壓力下，久保田徹同年11月被釋放，但他沒有因此停下與緬甸相關的工作，反而自覺對緬甸有強大的責任。 他明白因為自己是外國人，有特權所以被釋放。「被釋放的時候，同樣是新聞記者的緬甸獄友對我說：『請繼續做緬甸的題目。』」 為了進一步幫助緬甸新聞和影像工作者，2023年11月，久保田徹開始收集電腦和攝影器材如攝影機、相機和麥克風，免費出借給緬甸人使用。 久保田徹還與政變後也曾遭緬甸軍方逮捕的另一名日本記者北角裕樹，成立Docu Athan（意謂「記錄 發聲」，Athan為緬甸語）網站，播放緬甸人製作的影片。影片翻譯成日文和英文，讓更多人知道緬甸的情況，也能透過捐款，支持緬甸民主運動。 久保田徹也沒停下拍攝。他用鏡頭記錄這些緬甸人的故事，未來將在日本放送協會（NHK）播映。 如何持續將緬甸的資訊傳遞給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英文的緬甸前線（Frontier Myanmar）是其中一家持續報導緬甸新聞的媒體。 由於軍政府針對並封殺所有報導抗議及反叛軍消息的媒體，多數媒體已離開緬甸，只能在海外報導緬甸內部情勢。 緬甸前線的記者貝蒂（Betty）說，在緬甸的消息來源不信任國際號碼、消息來源擔憂被追蹤、緬甸網路不穩、消息難取得等，都是緬甸記者在海外報導的難處；報導一個故事要花的時間比以前更多，但「留在泰國持續報導，是為了有一天要回家」。 緬甸前線另一名記者興達（Hein Htar）說，政變之後，記者成為危險職業，年輕人不願意進入新聞業。另一方面，許多反抗運動參與者或反抗軍以為有手機和網路就可以把照片和文字發成新聞，但他們多數沒受過專業訓練，發布的資訊常未過濾查證。網路上充斥混亂的資訊，更需要專職新聞工作者來查證消息真偽。 對興達來說，當記者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沒有報導，事情就等於沒有發生，因此記者必須記錄發生的事情，「為緬甸歷史記下一筆」。 他相信，在這樣的時代，反而更加凸顯好報導和人性故事的重要性。 緬甸前線的創辦人桑尼（Sonny Swe）在2021年10月離開緬甸來到泰國清邁。 桑尼說，大家起初想的都是要回緬甸，但眼看情況越來越糟糕，他開始慢慢讓團隊移到泰國。無法在新聞現場做新聞，對記者來說是極為困難的任務，但是回到緬甸做新聞已經是不可能的事。 這不是桑尼第一次對抗體制。他曾在2000年軍人執政時創辦英文的緬甸時報（The Myanmar Times），2004年因觸犯當局禁忌而入獄近9年。2013年桑尼獲釋時，感覺人生和家庭都被毀了。 但桑尼從來沒有放棄反擊。即使2021年軍事政變後，他多次因為精神創傷想要放棄，早上醒來經常自問：「我在哪裡？這樣下去還要持續多久？夠了，我想退休。」但一看到緬甸發生的事情，他又自問：「為什麼我要放棄？」 桑尼通常會自我沉澱2到3天後再出發，團隊裡的人也會互相打氣。他相信，說出真相，就是在做對的事情。「我放棄，他們就贏了。我用我的方式反擊，為了信仰繼續努力，總要有人做這些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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